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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作战

中国人如何经历奥运

作者:何伟

译者: 梁栋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开幕式前夜,在离首都约九十分钟车程,蜿蜒长城脚下一个名叫三岔的村子,魏子琪和他的两个邻居,身上穿着蓝白相间,胸口印着“北京2008”字样的套头衫,来到本村的路障值夜。所谓的路障,也就是一根绳子拉过路面,再加上一块木牌,上书一个“停”字(中英文)。在路障上还贴了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请协助我们保护长城,此段长城不对外开放。”

根据北京奥组会(BOCOG)的统计,此次奥运会共动员了约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他们中最显眼的一部分驻扎在运动场馆、机场,或是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这些志愿者通常是高中或大学学生,能讲几句英语。本届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阿迪达斯为他们提供了服装:灰裤子,新跑鞋,亮蓝[1]的T恤衫采用的是一种称作Climalite的高科技面料。但到了乡下,公司赞助和Climalite就无影无踪了,随着首都渐渐远去,城市规划不再宏伟,志愿者的衣着也变得褴褛,Climalite变成了廉价的棉布,跑鞋不再是标准装备,阿迪达斯的标志更是销声匿迹。很多农民志愿者只戴着一只红袖章,他们的新衣服,那是要到比奥运会更重要的场合才穿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散兵游勇,三岔村的人口还不到两百,但是竟也征召了三十名志愿者日夜在路障前守候。那天下午,魏子琪开车带我回村里的时候,路上经过了两个检查站,以及一座破败的明朝宝塔,由一位孤单的老人镇守,他的绿袖章上写的是“长城地界守护”。在渤海镇,离村子不到十公里的地方,我在警察那儿登了记。在奥运会期间,外国人不能在这一片山区过夜,我是例外,因为我从2001年开始就在三岔村租房子住了。“没事,” 那警察对我说,“就是别溜达到长城上去了。”他跟我说长城的主要景点是开放的,但是别的地方就甭想了。他的桌上有一叠书,号称是“恐怖分子防范手册”,聊天的时候我随意翻开一页,看见这一章的题目是“如何应对恐怖分子袭击卡拉OK厅”。

对中国人来说,二零零八年是自一九八九以来最不吉利的一年。三月份在西藏爆发了叛乱,随即被当局残酷镇压;海外的人权示威和奥运火炬传递对着干,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五月,四川出了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六万;最近在新疆又出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频频袭击武警的事件。所有这些都让奥运年显得危难重重,但我不明白,长城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怕支持藏独的外国人跑到长城上打标语什么的。”魏子琪跟我说。

原来如此,是怕有人跑到最标志中国的地方打出一副政治标语,然后拍照留念!当然,当局也不希望外国人徒步到偏远地区,万一受伤,报道出来不好听。就为这些,政府在本地区动员了五千多号人马,但在中国农村,人力是取之不尽的,何况,还有钱拿——这个和城里不一样,城里的学生爱国,愿意为祖国的奥林匹克事业做贡献,农民就实际多了,除了免费T恤,每个志愿者一个月有五百块进账(约七十三美元)。在平均年收入约一千美元的三岔村,这可不是小数目。

但是对魏子琪一家人,这可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和他老婆经营这村里为数不多的买卖,一家小餐馆,外加客栈,奥运会一来,周末出来度假的城里人就来不了了。从七月二十日开始,为治理首都声名远扬的空气污染,政府限制了私家车的使用,车牌是单号的只能在单号用,双号也只能在双号用。这么一来,开车出来玩就不能过夜,而必须在村里再多呆一天。

我从来没听到魏子琪抱怨奥运会,但对成堆的“自由西藏”示威者,潜在的长城威胁者,他也好像没什么敌意。一个中上阶层的北京人应该会比较投入,为能够主办奥运会而自豪,为圣火传递被阻挠而愤慨,但乡下人守本分,但凡是他们够不着的事情,他们也就不操那个心,哪怕跟村子有关呢。在三岔村,没听说谁要进城看奥运,我问魏子琪他或者是他家里人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他说,“不想去”。

“干吗不去?”

“说是不要我们进城,”他说,“现在城里的人已经够多了。”

我跟他说,有票那就不是问题。

“没必要,”他说,“看电视就行了。”

开幕式前一晚,我跟他一起来到路障处,魏子琪要值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的班。当晚只有两辆车经过,放下本地人,就匆忙回城去了——都是单号的车牌,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人人都要在午夜前赶回家去。

有个志愿者是个中年人,叫高永福,他手里摆弄着个小收音机,时不时向我们播报最新消息,“布什总统刚到了,人已经在北京了,普京也来了。”他继续说,“一家美国公司得了奥运电视转播权,他们有全世界的转播权!中国想要转播比赛也得经过美国公司。”

第三个志愿者,一位名叫薛金莲的妇女,觉得这不对头,“他们管不着咱中国播什么!”

“他们还真管得着。”

“不可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方,”沉默了一会儿,薛金莲又说,“中国人天生聪明,问题就是没钱,你看美国,好多顶尖儿的科学家都是中国的,这儿的聪明人也多呢,但要是没钱还不是要走人。”

在农村聊天常常是这样,一不小心就说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像一只鹰,飞着飞着就被看不见的气流击中,好在最后说来说去都会回到这几个题目:吃的,天气,钱。高永福把我们带回天气的话题,空气挺潮湿的,但他说政府不会允许明天晚上下一滴雨。“他们能让雨下到其他地方去”,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反正是高科技[2]。”

时值午夜,我自己走回家睡觉去了,其他的村民还在聊天气。后来,两点左右的时候,我听到八月八号的第一辆车经过路障,这车的牌照是二结尾的——显然,这位司机同志决定好好利用他的二十四小时。同一天,政府向天空发射了一千多枚碘化银火箭,以确保一个绝对干燥的开幕式。凌晨五点,时差把我弄醒了,我顺着大路溜达到路障那儿,看见魏子琪在车后座里睡着了,晨曦一如既往地洒在军都山上,周遭一片宁静,看不出和其他日子有任何不同。

 

我是几天前坐联合航空889次班机从三藩市来到北京的。联合航空是美国奥运队的官方赞助商,所以三藩机场的登机门前呈现出一副比赛即将开始的景象:所有人都挤在起跑线上,很快就要各奔他方。美国女子垒球队在那儿,还有花样游泳队,自行车队的队员们站在窗户跟前,俯视着停机坪。两名从伯利兹城(洪都拉斯)来的运动员穿着配套的田径服。我还看到一位委内瑞拉奥委会的成员,是个打着褐色领带拄着拐杖的老者。一位金发高个女士,手持黑莓,皮肤像是打磨过的光亮,这般扎眼的必属电视台的人无疑。吉姆•格雷,著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负责NBC奥运会的转播,这会儿不停地走来走去,回避着认出他的人的目光。

一旦开始登机,起跑线上的团结气氛消散了,电视台的人和委内瑞拉的奥委会代表赛跑一般消失在头等舱和商务舱,伯利兹城的两位不声不响地坐在经济舱。美国的奥运健将们多数在豪华经济舱(即经济舱+,多一点放脚的地方),垒球队坐左边,自行车和花样游泳队坐右边,虽然不是完美平衡,但也差不多了。起飞后,对讲机里传来机长的声音,“我代表联合航空的机组人员欢迎所有的运动员们。”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女子垒球队托我传一句话,这句话是,穿紧身裤的小伙子们,祝你们好运!”

自行车队那边没回话儿,在T恤和热身服的下面,他们穿着白色的紧身衣,时不时地,还要站起来走一圈,活动活动腿脚。联航889号自行车运动场的路线是这样的:走到盥洗室,在第一行拐弯,经过垒球队的集体取笑,再朝向伯利兹城进发。我在这个赛道上撞见迈克尔•弗里德曼,一个二十五岁红头发,桶状胸,和气的小伙子,他预计在两周内参加男子场地自行车赛。我问他紧身裤和和溜达是怎么回事,“哦,怕血凝块,”他回答,“我们不能坐得太久。”

飞行持续了十二个小时,在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迎接我们的除了穿着ClimaLite的笑容可掬的志愿者,还有联航的代表,他们向美国运动员分发的资料里有专门针对志愿者的条目:

  • 请不要远离您的运动队和我们的员工,曾有北京奥组会志愿者(身着蓝色制服)出于好意将我们的团队分散。

还有一些着重条目就更不好听了:

  • 请注意,如果移民官员收走你的护照和OIAC卡,一般来说不会提供任何理由。

运动员们这会儿安静了,他们挤在一堆,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露天牧场上的牛群。四个自行车运动员戴着轮廓鲜明的黑色口罩,把鼻子和嘴牢牢遮住,好像中世纪的面盔。迈克尔•弗里德曼跟我说这是队里发的,以防北京污染确实很糟糕,“他们说我们应该戴这个”,他可怜兮兮地说。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都没有戴口罩,不过,他们不也没穿紧身裤吗,“我觉得,能不冒风险还是不冒的好。” 弗里德曼无奈地说。

领取行李和过海关的时候,自行车运动员们一直都带着口罩。在出口,摄像机等着他们,这副样子引发一阵骚动。当天,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委会发布了一则道歉声明。该声明写道,“我们无意侮辱北京奥组会或无数其他人,他们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后来,我坐在三岔村路障那儿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道歉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 圣火进京一片欢腾
  •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 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就口罩事件致歉

 

男子公路自行车决赛是开幕式的第二天,这是少有的几个不买票就能看到的比赛。比赛路线从市中心开始,曲折穿过城区,最后折向北方长城的方向。雍和宫一带的街边,白色的金属路障已经顺着人行道摆好了,ClimaLite们以十米左右的间隔布下了阵势,再点缀以本区的志愿者,T恤上写着“维护首都公共秩序”。人群中散布着便衣,在中国,便衣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多是体格健壮、三四十岁的男子,黑裤子,衬衫扣子扣的紧紧的,脚上是一双便宜的一脚蹬。还有,他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留平头。在自行车比赛现场,他们半心半意的用一扇小国旗掩护自己,但他们不像别人会挥动国旗,而是把国旗别在腰上,好像随时可以拔出来的武器。

人行道上有两个下象棋的,他们坐在小凳子上,专注于面前的木棋盘,不理会越聚越多的人群。看到便衣,他们无动于衷—北京市民长久以来已经学会不让严密监控干扰自己生活的节奏,他们可是在指定象棋比赛场地:大槐树下,八达岭鞋店门前。其中一个棋手,叫张永林的,是鞋店的老板;他的对手是个退休的汽修工,名叫张有志。虽然都姓张,这两位却不是亲戚,不过这一片的人都管他们叫小张和老张。自行车赛还有四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一名志愿者过来请他们离开。

“下完就走”老张说,他挥挥手里烫着金字的折扇,意思好像是说这一盘棋不会下太久。这名志愿者级别比较低——没有ClimaLite——只好无奈地走了。几分钟后,来了一个正宗ClimaLite,“你们得挪开,马上要有自行车比赛了。”

“知道,”老张说,“不是马上就下完了吗。”

这一回,折扇的挥动加大了力度。年轻的志愿者似乎不愿意跟老者对着干,所以棋赛继续。这个时候,观众人数已经增加到七个,其中有一个跟我说老张下棋是这一带最厉害的。在中国,象棋是一种运动项目,中国象棋协会跟中国自行车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一样,归属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总会的下属单位还包括桥牌、围棋、飞镖,以及拔河协会。看起来好像是对运动的定义有点混乱,但不妨理解为中华全国体总包容了许多竞技休闲项目。与此同时,体总的某些分支纯粹是为了奥运会拿金牌而设立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某些非大众项目上却很强,2008年奥运会很多金牌都得在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没机会接触的项目上:射箭(一金),帆船(一金),射击(五金),举重(八金)。中国在皮划艇上也得了一块金牌,这种水上运动更是跟中国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说白了,这是体制的胜利,其实没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能组织一百七十万人从天安门广场站到长城,还能根据某种微妙的等级差异实施着装,那找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殷剑),训练她拿一块RS:X级别的帆板冠军,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呢?

然而,如同体制的概念,象棋在中国的存在可以上溯到悠远的过去,那时什么金牌之类的还根本不存在呢。象棋阐发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就连观棋也不例外。每下一着之前,总有一名军师要提供意见,落子之后,也有相应的评论,所以,观棋者也分队,也有自己的立场,运动员在场内较量,教练和评论员在场外较量。但这些较量并不涉及暴力,所有的暴力都冲着棋盘去了,在雍和宫这块小地界上,老张和小张的厮杀就是尽全力将棋子叩响。

啪的一声巨响。“给你的马吃!”

啪!

“对了,这就对了!”

啪!

“便宜你了!”

离自行车比赛开始还有二十四分钟,在三次被催促离开后,小张总算认输了。他的认输是北京式的:把棋子扫到一边,嚷着“老张,你下黑的。”新的一局即刻开始了。这时,他们的观众已经有十五人之多,还包括四个穿着制服的保安志愿者。时不时的,一名屁股上插着小旗的便衣也会踱过来看上几分钟。

老张下棋的时候挥动扇子,颇有大师风范。思考的时候折起来,棋子落下,折扇也随之优雅地展开。这一局末尾,当他意识到自己局势不妙时,扇子也轻轻抖动,显然是动了怒。但老人一言不发,末了,一笑认输。两人收拾棋盘的时候,离开赛只有不到十分钟了。

这会儿人群都涌向路障,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盯着空荡荡的路面。总算有人喊道,“来了,来了!”

“看见车了!”

“全是大众,”有人补充。前面开道的车是黑色的大众轿车,车窗镀了膜。然后跟着的是一辆警用摩托和一辆警车,再往后是一辆卡车,上面的平台旋转着,像一把机枪指向人群。

“那是电视摄像机!”

两个打头的车手,一个智利人,一个玻利维亚人,呼啸着通过。半分钟以后,大队人马来了,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人群都来不及反应,谁也说不清前面的是谁,后面的又是谁,比赛服上的字不是中文,运动员的脸因为速度而模糊。有那么一会儿,所有人都呆了,然后大家看见长长的一列支援车队,就又高兴起来。

“怎么车上也有自行车?”

“那是要修的。”

“瞧!每个上面都有国旗。”

“这不是大众啊。”

“是斯柯达吧,我觉着。”

“没错,就是斯柯达。”

“嘿,一辆救护车!”

押队的救护车引来一片喝彩。有几分钟之久,路上又空了。随之发生的好像是另一场比赛,先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拖着一车破木头,然后是一辆普通自行车,再是一辆本田出租车和一辆堆满桶装水的卡车,大家的牌照都是奇数:1,7,5,9。人群散了,志愿者拆除了路障,老张踱着步回家吃午饭。“还行吧”,他说的是自行车比赛。在这之前,他跟我展示了扇子上的书法,是一首题为“莫生气”的诗。

“就是提醒我下棋的时候保持冷静,”他解释道。这首诗开头是这样的:

人生如同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3]

 

我跟魏佳(就是魏子琪十一岁的儿子,也住三岔村)说我有一张击剑比赛的富余票,他却问我是哪种剑,“有佩剑,重剑,还有花剑”,他一本正经地说,“他们的大小和形状都有所不同。”

如同所有大北京地区的小学生,魏佳也领到了一本“小学生奥林匹克读本”。这本书讲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从奥林匹亚山(书上说那里有“青青的草和芬芳的花朵”)到卡通风格的裸体希腊人摔跤,再到顾拜旦男爵。有一章提到芬兰中长跑运动员帕沃·鲁米,另外一章专讲坦桑尼亚马拉松运动员约翰·阿赫瓦里如何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展现伟大的体育精神,最后一个到达终点。关于著名跨栏运动员刘翔的章节则让人为之扼腕:

刘翔十分健康,不论是训练还是比赛都很少受伤,这在运动员中是十分难得的。

部分是为了魏佳的兴趣,他的父亲接受我的邀请去看了一些比赛项目。第一个是划船,头一天晚上,魏子琪打电话给我,提到雨衣的问题,“这雨衣是不是免费的?”他问。

“不会吧”我说,“他们干嘛要免费提供雨衣呢?”

“你看电视上”他说,“看台上每个人都穿着一色的雨衣。”

说来也怪,我常看转播,却忽视了这个细节。我说雨衣说不定是要花钱买的,但魏子琪精明地问道,“你不能打伞,对吧?”

这是实话,因为保安的缘故。

“所以嘛,你不让人打伞,就得给人发雨衣。”

这是个什么逻辑我不太明白,但第二天,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我们经过安检之后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女人派发廉价塑料雨衣。在所有的场馆都是如此——主办者对观众喜欢什么是心中有数的。中国人喜欢免费赠品,到处都有志愿者在发东西,塑料国旗,纸糊的望远镜,带有麦当劳标志的扇子。他们还发各种小册子,介绍各种运动的规则和观众注意事项。(排球:应该在比赛适时鼓掌,但不能喝倒彩和嘲笑)赛场周围的食品饮料都难以置信的便宜,中国人喜欢拿来干吃的方便面三十美分,一罐冰啤酒才七十五美分不到。这么一来,你可以早上十点来到击剑馆,花上四块五,买上半打百威啤酒慢慢喝。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么干的,他们参与观赏性运动的机会本来就不多,也没有在运动场里吃喝的习惯,买啤酒的都是些外国人。

进了体育馆的中国人都神情专注,和街上悠闲的样子迥然有别。这些人可是买了票的,而且他们知道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了。比赛开始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一言不发,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甚至还有几分紧张。往后,特别是中国运动员出场后,他们的情绪才渐渐释放出来。男子佩剑预选赛刚开始一个小时,我和魏佳前面三排的地方有人打架,简直有点戏中戏的感觉:在后排是巴西的伦佐•阿格雷斯塔正挥剑砍向意大利的路易吉•塔兰蒂诺,在前排,是两名中国选手站在那儿拳来脚去。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中产阶级,有一个还带着孩子。在中国,公开场合发生口角是常有的事,不过通常是没有下文的一通谩骂。击剑馆的这次却不然,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忽然就动起手来了。但是殴斗只持续了十秒,等到ClimaLite跑过来看,动作场面已经结束了,没人吭声,志愿者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两个打架的人可能是因为怕被请出场去,都乖乖地坐了下来,闭上了嘴。问邻座的人他们为什么打起来,说好像是因为视线的问题。

我旁边坐的女孩名叫王萌,是学农业的研究生。她的票是朋友一年多以前在网上买的,后来给她了。这票面值四美元四十美分,我问她要不要拿出去卖三百美元,她摇了摇头,说,“这是我看奥运现场的唯一机会。”头半个小时,她一直在和邻座窃窃私语,想要搞清楚击剑手的头盔亮起来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不喜欢参加中国的体育比赛,因为狭隘的民族情绪太浓烈了,没人在乎体育,大家只要胜利,没什么意思。但是奥运会我感觉有点不同,曹春梅,就是魏佳的妈妈,跟我谈起的不是输赢,而是参与的感受。摔跤让她紧张,双人跳水则是“平和”。她说鸟巢很“乱”,但“就应该这样,真正的鸟巢就是这样的。”她最喜欢的还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我说外面的图案像泡泡,她不同意,说,“泡泡哪有那么大的。”她喜欢水立方,也是因为那地方给她一种洁净的感觉。

顺义新建的赛艇中心一开始也让她紧张,因为她不识水性,也不喜欢船。顺义是那种典型的卫星城市,这里的居民原来都务农,现在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当地官员对能主办划船、皮划艇、激流回旋等赛事而无比自豪,挂满大街小巷的标语上都是“文明在顺义,奥运在顺义”。

忽然来了一阵急雨,魏子琪一家人开心地坐在他们的免费雨披下面。乡下人出门简单——他们一家人都没带什么东西,就是魏佳,还要跟我在城里再看几场比赛的,也是两手空空。比赛结束后,我们跟他爸妈说再见,然后坐上了出租车,我让司机推荐个餐馆,他说,“金百万不错。”

“金百万”的门厅镶嵌着许多镜子,还装饰着四百九十三瓶马谛氏尊者威士忌。餐馆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水箱,里面有十来条鲨鱼,两只海龟,和一只美人鱼。这美人鱼自然是人装扮的,除了长长的尾鳍,她身上穿的就是一件比基尼胸罩,一张面具和一只鼻夹,这就是“京城顶级美人鱼秀”了。水箱是圆的,美人鱼在鲨鱼和海龟中间穿梭,让我们都看呆了。不过和魏佳在一起就是不一样,我不敢问的,他都一股脑地问了出来。

“那位阿姨在水里干嘛?”服务小姐过来的时候,魏佳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这是一种表演”她回答。

“鲨鱼干嘛不咬她?”

“因为他们吃饱了,”她安慰地笑着,“你喂它们,它们就不咬人了。”

后来,魏子琪跟我说,在舰艇中心,我跟魏佳上了出租后,下一辆车不让他和他夫人坐。车其实很多,排成了长串,但是司机们都收到了指示,只能接外国人:中国人那就请坐公车吧。魏子琪跟我说的时候是当成笑话说的,他没往心里去。

 

二零零一年二月,北京申奥的时候,我曾陪同国际奥委会视察小组周游首都。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车队穿过城市,来到各个体育场馆的待建位置,不管我们在哪儿,都是一路绿灯,好像是变戏法。沿线的几百幢建筑物也新近粉刷得一片亮丽,根据政府部门的数据,粉刷的面积累计达到两千六百万平方米,相当于半个曼哈顿。

那个时候,即便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赞同北京主办奥运,因为他们觉得奥运会会带来政治变迁。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国际奥委会做出最终决定的一个因素,很多奥委会成员都认为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对南朝鲜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共产党可惨了,”还是在二零零一年,一位曾担任过国际奥委会顾问的美国人告诉我,“斯大林式的政党和奥运会怎么能共存?” 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告诉我说主办机构曾考虑过“伟大的长城,伟大的奥运”这么一个口号,但最终否决了。七年过去,共产党确实主办了奥运会,而关于口号的决策也确实是英明的,因为最终有五千名农民把外国人挡在长城之外。

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对外面的世界是越来越开放了,但不可否认地,还有一些恐惧和不安的因素。无疑,奥运会增进了开放度,但政治变革没有发生,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面貌也没有任何改变。长久以来,中国人都遵循知天命,尽人事的准则,凭着这个他们从四川大地震之类的天灾存活了下来,也从激进年代的人祸存活了下来。只要你懂得去看,这种坚忍写在每个运动员的脸上——跳水运动员的冷静,举重运动员的坚韧,体操运动员的训练有素。大多数中国运动员来自农村,从小就进了体校。三岔村说起来还太富了——村里的小孩没有进体校的,魏子琪跟我说他才不要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但在其他的地方,父母可能就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能让孩子进入中国体育系统的重重迷宫,比起在家种地,已经是个福分。

直接或是间接的,所有的奥运体育设施都留下了农民的印记。当我重读申奥时北京奥组会发放的宣传材料,我发现,他们真是太谦虚了,事实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估计。二零零一年政府允诺修建六条地铁线路,长达一百四十公里;实际建成的地铁有八条,长二百公里。当年运动场馆的草图看起来普普通通,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路线,现在人们看到的则是鸟巢,水立方。自那时起,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经济发展了,而这些农民也提供了建造这些精妙结构所需的劳力——现在可不是刷墙这么简单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办奥运的最佳条件:廉价的劳动力,相对稳定的政治气候,以及发展壮大的中上社会阶层,这些人能够并且乐意参与各项赛事活动,他们也是对奥运反应最热切的——欢腾的人群,大都是由年轻人和相对富足的人组成。在奥运看台上,最难想到的就是,中国的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

我喜欢溜达到体育场的边边角角,这里的座位最差,来的人通常都是拿赠票。男子佩剑比赛的时候,最边远的角落坐了一百五十名北京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充气加油棒,一副茫然的样子。古典式摔跤预选赛上,有一群来自昌平的小学生,他们的老师站起来宣布,有一名运动员的家长就坐在我们后面!

这位家长坐在最后一排,他的名字是常爱梅,说是五十二,但看起来有六十二了。他的皮肤黝黑,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还带着一条农民常用的白毛巾。他的怀里堆满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免费赠品:一面小国旗,一面有奥运吉祥物的旗子,一本赛事指南,英文的,一本中文的摔跤比赛观众手册,“当运动员表现出高超技艺或者获得高分时,应该热烈鼓掌。”

常爱梅的儿子叫常永祥,一会儿工夫以前,他击败了卫冕世界冠军,一位保加利亚人。常爱梅正给他老婆打电话,像所有农村来的人,他打手机是用喊的,“老大刚赢了!”他喊道,“赢了!啥?我说他赢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手机响个不停,家乡的亲戚、朋友、还有记者纷纷打来问候。常家在河北兼庄乡汉霸庄村,他们家有三四亩薄田,种了麦子、玉米,年收入不超过六百美元。八十年代的时候,常爱梅有个侄子被选进摔跤队,后来成了全国冠军。打那以后,常爱梅就觉得自己儿子也有潜力,因为他生来个大。十三岁,常永祥就离家进了县体校,后来进入省队、国家队,现在是七十四公斤级摔跤选手。我问常爱梅为什么坐在最后一排。

“教练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他回答说,“他们不想让他分心,所以叫我坐最后一排。”

看自己儿子摔跤,这只是第二次,三天前,本地官员告诉他有票,给他一张,剩下的给村党支部书记和乡体委主任,这两位都挪到更好的位置上去了。常爱梅的女儿在场外等着,她没票,进不来。

手机又响了,“一个美国记者采访我呢!”他喊,“就这儿会!美国人!”

两年前,他儿子在科罗拉多温泉市比赛,“他说你们美国人好着呢,” 常爱梅冲我说,“还说你们美国挺干净。”

天还早,比赛还在前几轮的阶段,在奥运会上,中国摔跤从来没拿过铜牌以上的奖牌,从来没进过决赛。常永祥这天早上第二次出场,击败了一名秘鲁选手,进入半决赛。半决赛开始的时候,我又走到体育馆的那个角落里,常爱梅还坐在那儿,还是一个人。

常永祥这一次的对手是白俄罗斯人阿列•米哈洛维奇。人群经过一个早晨的热身,开始有节奏地呼喊,“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一上场白俄罗斯人就把常永祥甩出圈外,得四分,赢了第一节。但常永祥稳住了,第二节他把比分追平了。他体格敦实,大腿粗壮,四方下巴,满头的黑发根根倒立,每次扭抱在一起,他都要摇摇头,像一头公牛。这时观众们都站了起来,昌平来的学生们喊着,猛敲手里的充气棒。

在这一片喧闹后面,常爱梅还是稳稳地坐着。他盘着腿,好像是一天的劳作已毕,正享受闲暇。他的东西整整齐齐地堆在怀里:毛巾,国旗,小册子。自比赛开始,他一根指头都没抬起来过,也没说过一个字,但他的眼睛始终牢牢盯住远处的比赛席。我能听到他的呼吸——沉住、稳住、沉住气;第三节,白俄罗斯人抢先得分——深呼、深吸;比赛继续,常永祥被压在下面,他挣脱了,得一分——大吸一口气;又得一分,比赛结束,裁判员举起了常永祥的手。

最后,常永祥输给了格鲁吉亚人,取得银牌。但那天他赢了半决赛的时候,是昂着头离开赛场的,因为这一役,他成为中国古典式摔跤的顶尖选手。在体育馆的最上层,在他视线不及的安全地带,稳稳地坐着他的父亲常爱梅。他沉默不语,直到拿出手机,“喂!”他喊道,“他又赢了!”

[1]工作人员制服为红色,志愿者制服为蓝色,技术官员制服为灰色。(译者注)

[2]目前人工造雨的技术系由美国科学家艾文朗缪尔首创,基本原理就是碘化银(原用干冰)在过冷云层(低于冰点而不凝结)中会造成大面积结晶—这个过程称为造核。然而这个所谓的高科技中也许只有高射炮是真正高的,因为印第安人早就懂得燃烧一种特殊的树皮来祈雨,1948年朗缪尔的技术人员也是从地面释放碘化银,效果跟印第安人的祈雨差不多(译者注)。

[3]这首诗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是这样的,“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何伟可能是因为时间紧,没有抄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