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els of Fortune

幸运之轮

中国学车记

作者:何伟

译者:梁栋

一.

第一场事故错不在我。我租了辆捷达开往三岔。三岔是北京北郊一个村子,我通常在这里度周末。我把车停在路尽头,这里道路延展为一个空场。在三岔村里无法开车;如中国所有村子一样,三岔建于尚无人开车的年代,家家户户仅以羊肠小道相连。

约摸一个小时后,邻居跑来让我移车,因为有些村民要在空场上活水泥。那天恰好我妻子莱斯利和我都正忙于在电脑前码字。

“你没空儿的话我来帮你挪车吧。”邻居说,他叫魏子琦(音译),最近刚上完驾校,拿到驾照。这算是他的一件大成就—他是村里第一批学会开车的。我把钥匙递给他,又坐回电脑前。半小时后,子琦回来了,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我问他车移的怎么样了。

“出了一点麻烦。”他慢吞吞地说。脸上虽然还有笑容,但却是一种绷紧了的不自然的笑。我的心跳加快了。

“什么麻烦?”我问。

“你最好自己来看看。”

空地上,一堆村民围着我的车指指点点,几乎是过节般地笑。至于捷达,保险杠彻底撞脱了,躺在路上,留下前脸敞开着,像个缺了三颗牙的孩子笑个不止。大家怎么都这么高兴呢?

“我忘记前盖了。”魏子琦解释说。

“什么?”

“我开不惯有前盖的车,在驾校我们都开解放大卡,前面是平的。”

捷达原来沿墙停着,他倒车时方向盘打得太猛,忘了车头会摆向另一方向走—冲着墙。我蹲下来,仔细检查保险杠,彻底完蛋了。

魏子琦找来几根铁丝,把保险杠绑在前脸上。他不停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告诉他没事,我会跟租车公司解释的。第二天,我出发去还车。

 

二.

我对开车这件事是很认真的。我十六岁时,人家就对我说,开车是种特权,因而也带来相应的责任。至今想起母亲带我去参加路考那天,我还有些紧张。密苏里州机动车辆管理局在哥伦比亚市的办公室设在威尔克斯大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因此我路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教堂的停车场。在密苏里州中部,大家都知道,在对待十六岁男孩考车这问题上,车管局比卫理公会还要难缠。不检查盲点,不及格;闯黄灯,不及格;平行趴车时作轻微调整,也是不及格。大家甚至说,只要你看起来一付志在必得的样子,他们就一定会让你铩羽而归。我考试用的是家里的道奇卡拉万,结束后考官对我严厉训话,打头就是,“算你走运,我们没有用专业标准来衡量你”,结尾是,“最好不要让我在医院里碰到你。”中间的大意是我勉强达到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过关了。在车管局没有中间路线可走,或者过了,或者没过。过了就意味着,只要你不找麻烦,文件齐全,在密州你就无需再参加任何路试了。

搬到北京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密州驾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颇有用武之地。这个国家还处于轿车热的初级阶段;现在光北京一地每天就要注册近一千名新司机。所有中国申请者都必须参加体检、笔试、完成驾驶课程,再通过两次路考。但这过程对已有驾照的外国人就精简不少,如今海外驾照持有者只需通过一个笔试,但2001年我申请时,我还得通过专为外国人而设的路考。考官约莫四十来岁,戴双手指处有烟渍的白手套。我一坐进车里,他就点上一根红塔山。车是辆桑塔纳,那时中国最常见的轿车。

“发动,”考官发话了。我转动钥匙。“走吧。”他说。

我们在城北一个交通管制区:路上没车,也无自行车或行人。这可是我在首都北京见过的最宁静的一条路,真希望我可以细细品味这宁静。然而,还没开五十码,考官又发话了。“靠边,关引擎。”

桑塔纳陷入沉默;考官拉出表格,他的笔尖迅速移动。红塔山刚燃了一点点。“这就行了?”我试探问道。

“行了,”他答。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车开的不错。”

那年夏天,我开始从北京东南部一家租车公司租车。租车公司算是新兴行业;五年前还几乎没人想过周末租车出去玩,现在这家公司已有约五十台车,多是中国产的捷达和桑塔纳。

我通常租捷达,价格大概是二十五美元一天,手续繁多。整个过程最耗时的步骤是外观审查,由一名员工把车身大大小小的伤痕记录在案。这个过程通常不短—捷达车不算大,但北京交通没少在这有限的画布上涂抹。登记完外观后,这名雇员会发动车,把油表刻度指给我看。有时半满,有时只得四分之一,有时他要仔细端详一番,然后宣布,八分之三。还车时,我得让油箱保持一模一样的刻度。

有一天,我决定为这个发展中的行业做点口头贡献。

“你们应该出租加满油的车,让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

“在这儿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老刘说。他个头不小,头发已见稀疏,松松地搭在宽阔的前额上。他是个乐天派。此时他和其他两个人在前台比赛般吞云吐雾,屋里烟雾弥漫到我都看不清墙上的公司评估标牌:

顾客满意度:90%

工作效率:97%

文明服务用语:98%

服务态度: 99%

“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不行,”老刘接着道,“车还回来的时候油箱会是空的。”

“那你就收额外的钱,”我说,“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你不懂中国的国情。”老刘笑着说,其他人也纷纷点头。作为外国人,这是我常听见的一句话,在这之后我通常就无话可说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丝绸,纸,火药,地震仪;十五世纪就航行到非洲;修了长城;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里前所未有的,他们能在还车时把油箱加到刚刚八分之三满,为什么就不能加到全满?最后,我放弃了这个话题。跟老刘这么友善的人是没法争下去的。

当我归还那辆保险杠脱落的捷达时,老刘显得格外开心。以前我曾还过添了新伤的车子—在一个有两百多万车辆的城市里少不了磕磕碰碰——何况坐在方向盘后的大部分是新手),但这么严重的损伤,还是第一次。

看见捷达,老刘瞪大了眼睛,“好家伙,你怎么搞成这样儿的?”

“不是我。”我向他解释魏子琦处理有前盖的车还缺乏经验,等等。老刘一脸困惑,我越是解释,他的表情就越是茫然。最后我只好放弃,提出我来赔偿损失。

“没问题。”老刘笑了,“我们保了险!你只要写个事故报告。带了章没?”

我告诉老刘我的章—我工作单位《纽约客》的“官印”—忘在家里了。

“没问题,下次带来就行了。”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叠文件,除了红章,个个都是空白。老刘翻了翻,拣出一份,摊在我面前。章上写明“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该轮到我困惑了。

“没事,他们有一个事故,但没带章,所以我给他们用了别家的。后来他们给我拿来这个,现在就正好给你用。下次你再给我带来你的章,我就可以给下一家用,明白?”

我不明白。于是老刘又解释了三遍。我恍惚意识到,那根撞坏的保险杠—不是我的错,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子琦的错(谁叫捷达有前盖呢),现在要归到美中拖拉机协会了。“但你别提是在乡下撞的”,老刘又补充,“把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了,就说是在我们的停车场。”

他起草了了一个样本,莱斯利誊写了(她的中文比我写的好),然后我在拖拉机印章上签字。下次租车时,老刘告诉我,保险公司全保了,他甚至没找我要那份有我印章的空白文件,我也就不提了,就像老刘常说的—我毕竟是个老顾客了。

 

三.

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认识要跨越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是初来乍到时,这个阶段你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样样都要习得,这任务十分艰巨。然后,等你觉得快赶上的时候,你意识到大家其实都有这种感受—中国变化太快,没人可以完全做到胸有成竹。农民进城,怎样才能在工厂里找到工作?以前是红卫兵,现在怎么下海?租车公司?那更是闻所未闻。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一边干,一边学,中国人个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专家。这第二阶段甚至比第一阶段还要可怕,自己无知不要紧,顶多有点孤单,跟十三亿人一起无知,那可就太不好受了。

一上路,那是尤其恐怖。中国还没有很多司机—每千人仅有轿车28辆,相当于美国1915年的水平,但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车辆拥有量虽然只有全世界的百分之三,交通事故死亡率却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一。仅在去年,八万九千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处处“新手上路”的国家,转型太快,很多道路直接延用步行年代的设计,大家过去怎么走路,现在就怎么开车,成群结队,摩肩接踵,转向灯当摆设,错过了高速公路出口,一般是靠边,倒车,退回上一个出口。多年的排队生涯使中国人学会了能插队就插队,交通堵塞时,这种本能往往带来灾难性后果。收费站,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潜在的危险。大部分司机不看后视镜,也许因为他们以前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来用不着这个东西。至于雨刷,头灯,都被看成是累赘。

实际上,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官员开始频频外访之前,头灯的使用在北京是被禁止的。这些访问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政府的鼓励,无非是希望这些中国官员们能一睹民主的风采,从而重新考虑中国的政策。1983年,北京市长陈希同访问纽约就有这般收获。在同纽约市长艾德·寇池(Ed Koch)会面时,陈提出一个重大发现:曼哈顿的司机晚上都会打开头灯。陈回国后,下令北京机动车驾驶员也照此办理。陈从美国民主中得出什么其他政治结论就不得而知—此人最后因贪污坐牢—但至少他为北京交通安全做出了贡献。尽管如此,有关头灯的使用仍然存在广泛争议,以至于驾照考试中还有如此题目:

278)夜间行车,司机应

A)打开高灯

B)打开大灯

C)关闭所有车灯

最近,我搞到一本驾照学习手册,里面有429道多选题,256道是非判断题,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出现在考试里。这些题目通常成功捕捉了人在路上的心态(对或错:乘坐出租车可携带少量炸药),但我不确信他们是否有助于大家学会安全驾车。仔细研究这本手册后,我的结论是,这本手册是描述性的,而非指导性的—它没告诉你怎样驾驶,而是告诉你人们是怎样驾驶的。

77)超车时,司机应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视情况而定

354)如果你驶向一个大水坑,水边有行人,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减速,确保水不溅到行人

C)匀速直驶过水坑

80)准备超车时,如果注意到前方车辆准备左转,掉头,或正在超其他车辆,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涉及鸣笛。在中国,鸣笛是司机表达心情的一个基本手段。鸣笛无处不在,一开始听起来都是一回事,慢慢地,你就品出他们的不同,并学会辨识其中的消息。在这个意义上,鸣笛如一种语言般复杂。汉语是有声调的,同一个音节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时都有不同含义,所以中国人的鸣笛至少也有十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持续的嘀—–嘀意在引起注意;而嘀、嘀两声则表示愤怒;特别长的嘀嘀嘀嘀—嘀嘀嘀嘀说明此司机陷于交通堵塞,已经穷尽各种歪门邪道而不得脱身,现在只希望路上所有人都统统消失。而嘀嘀嘀嘀—嘀嘀嘀嘀的回答说明大家绝对没有消失的意思;有一种结结巴巴的嘀声表示恐慌;还有一种事后嘀—一般是新手,动作太慢;有一种简洁明了的嘀声是说,“我手还放在方向盘上面呢,随时都可能再来。”考试里涉及到鸣笛的还有:

353.当经过老人或儿童时,你应

A)减速,确保他们的安全

B)保持速度

C)鸣笛,提醒他们当心

269.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加速

B)减速,开灯

C)鸣笛,保持速度

  1. 通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正常鸣笛

B)加强鸣笛,以便提醒住户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住户

四.

第二场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在乡下开车,忽然一只狗从房子背后窜了出来,直冲向我的捷达。这是常见问题,狗,像人一样,还没能习惯这许多车。我猛打方向盘,但已经太迟,狗砰的一声撞在车头。我和莱斯利还车时,三人正在一如既往地吞云吐雾,旁边墙上的标语自我上次车祸一年半以来也一成不变地指示着“文明服务用语,98%”。老刘检查了车,开心地发现右前转向灯的灯罩碎了,他问我撞哪儿了。

“一只狗”,我答。

“狗没问题?”

“有问题,死了。”

老刘乐开了花,“你没把它吃了?”

我一时搞不清老刘是不是在开玩笑—他也养狗,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里逗他的狗。“不是那种狗”我回答,“是那种很小的。”

“是吗!要是撞上一头大的,就扔到行李箱里,带回家煮来吃了”,他说。最后他收了我12美元,一个新灯罩钱—这么点小事,就不用麻烦保险公司,也犯不着动用美中拖拉机协会了。

 

五.

每个中国驾照申请人都必须自费参加一个认证课程,还要至少花五十八小时学车。表面上看,这意味着相当高的标准化,但事实上,很多事都是教练说了算。教练就好比老派的功夫大师,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训练方法。魏子琦的教练痛恨有前盖的车,他还勒令学员从二挡起步。他的理论是,一档太没有挑战性,会让学员变懒。我还认识一位女士,她的教练禁止使用转向灯,说是会干扰其他司机。莱斯利学开手动车时,在北京找了个私人教练。第一课,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番,坐到副驾驶位上,然后就把后视镜转向他那一边。

“这我怎么看的见后面的情况呢?”莱斯利问。

“我来告诉你后面的情况”教练答。他就象那种蒙上学生眼睛的功夫大师:信任是精通的第一步。

最近,我有幸旁观了东南城市丽水公安驾校的几节课程。此地车辆拥有量仍然很低—每千户约有二十户在过去六个月内买了车,但这已经是去年同期数字的两倍,本地工业正在蒸蒸日上。驾校业务繁忙,课程要在三个不同阶段展开:停车场,练车场,以及真正上路。

一天下午,我观察了六名学员如何开始他们在驾校的第一天。唐教练首先揭开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前盖,向大家介绍了发动机,散热器和电池,他向大家演示了怎样拧开油箱盖,以及车门—学员们随即操练了开关车门,然后他介绍了仪表盘和踏板。学员们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好比盲人摸象。一小时后,学员们终于得以进入车内。他们轮流坐在驾驶席上,在车未启动的情况下,不断从一档换到五档。看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向唐教练冒昧发问。

“这对车不好吧?”

“不会,没问题。”

“我觉得要是引擎没有发动,怕是不太好?”

“绝对没问题”唐教练一口认定,“我们经常这样。”

在中国,不管是什么教练,其权威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识相地闭上了嘴—手心里始终捏着一把汗。下一步是学习使用离合器,具体方法是,带着手刹,启动,换一档,然后一边松离合一边加油。车子被手刹迫于原地,但转矩使前车身上下摆动。一天下来,桑塔纳的前盖上烫的可以烤鸡蛋。每次看见一个学员加大油门,我就不禁手心冒汗。

直到第二天,学员们才得以真正驾驶。学员是四男两女,都在四十岁以下。参加这个课程,他们要付三百多美元—在这个月平均工资只有65美元的城市里,绝不是小数目。只有一个人家里有车,其他人告诉我将来可能会买车。这里面有四个是大学生,他们认为简历上写明有驾照是件体面的事。“这是个有价值的技能,就好像游泳,”其中一个学信息技术的高年级学生Wang Yanheng告诉我。“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有车。”那位家里有车(三辆)的学社会学的女生十九岁,家里是开塑料工厂的。我问她工厂产什么,她用手指划过桑塔纳车窗的橡胶边框,“这就是我们造的”。

学员们在停车场要学十天,这十天里他们只练习三个动作:九十度头进趴车,九十度尾进趴车,以及平行趴车。每天六个小时里,他们反复练习这些动作。如所有功夫大师,唐教练是很严厉的。他经常冲学生喊,“你今天是不是没带脑子来”!或者,要是学员蹭着了杆子,“换挡不要松松垮垮!”,他喊,“要总这样,你老爸骂死你!”惹急了,他还会打学生的手。

下一步就到了练车场,在这里技能要求更高。司机们要能在停在地上一道白线的二十五公分之内,然后驾车通过一系列急转弯。压轴戏是所谓的独木桥—一道水泥拱起,一英尺高,只比轮胎略宽。学员们必须精确对准这道桥,让两只轮子都停在桥顶—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只要有一只轮子滑下来,就算失败。学员们大约要花十天练习过独木桥,我问一个教练为什么这项技能如此重要,他回答,“因为它难。”

“这个我明白,但在路上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这个嘛,要是你要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洞,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那能从这个地方开过去就很重要了。”

中国人对于路况的想像是超群的,笔试已经充斥了类似的例子。看起来好像是极度匪夷所思的情景,但如此详尽的描述,却让我觉得这一幕曾发生于某时某地,於某个不幸的司机身上。

  1. 如果你的车在铁轨上抛锚,你应该

A)把车留在那儿

B)赶快把车移走

C)暂时把它留在那儿,找人来修理

 

驾校课程的最后一步是一周半的实地练习。我目睹了另一个班最后一天的练习。在一条双车道的乡间公路上,学员们轮流驾驶,教练在副驾席指导。必学操作如下:换五档,减到一档,掉头,在虚拟红绿灯前停下。教练指示学员们在如下情况鸣笛:起步,转弯,或在路上遇到任何东西。由此他们对汽车、拖拉机以及驴车鸣笛,对每个路过的行人鸣笛。有时他们遇上另一辆驾校的车,于是两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好比他乡遇故知。中午,学员们在一家本地餐馆吃饭,人人喝啤酒,教练也不例外,下午继续学车。一名学员告诉我,昨天中午他们喝得太多,下午的课只好取消。

整个课程不涉及任何变数,也不强调如何应对异常情况。学员们只要学会并反复操练寥寥可数的几个技能,并将其组合发挥,以运用于将来都市的驾驶需求。这让我想起中国小孩子是如何学会写字的:他们由最简单的笔画开始,不断临摹,然后组合笔画为方块字,再反复习写。在中国,重复是教育的基石,任何新技能都经由重复习得。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长于流水线上的机械装配,而非革新创造。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驾驶在中国是如此成问题。课程结束那天,一名学员求我让他开我租来的车回练车场,以便有更多练习机会。我一时头脑发热,竟然答应了他,结果这七英里的路程成为我在中国最惊险的一段。两次我得冲他大喊,才制止他闯盲弯;另一次,我得抓住方向盘才让他没有一头撞向另一辆车。他从不看后视镜,对路上任何活物都要鸣笛。相比之下,绝对摒弃转向灯简直就成了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只差一点点,他就撞上一台停着的拖拉机,或顶上水泥墙。我们最后终于到达练车场的时候,我都几乎要跪下来亲吻独木桥了。

在北京的外国人常对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在这里还能开车。”我的回答是,“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坐那些中国驾校毕业生开的出租或是公共汽车。”虽说在路上,人人都是垮掉的一代,但方向盘在自己手里,还是感觉踏实些。

 

六.

第三次事故跟我无关。左膝盖骨折,我根本就不能开车。而莱斯利,尽管已经经受了本地法师的“盲目”训练,对于开我们租的手动车,还是不太有把握。所以有天下午,她让我陪她出去办点事。我的任务是坐在后面,翘着腿,每次她熄火的时候,喊“踩油门”。在下雪,交通状况很糟,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进进出出各种商店。出了最后一家店,莱斯利转动钥匙,捷达摇摇晃晃地冲向一道砖墙。

“离合”,我说。

有明显的嘎吱声,但我们急于回家,没下来检查。接近雍和宫的时候,只差一个左转就可以到家,我们被另一辆车撞了。那司机先是倒车到我们车身上,然后又开走。这个时候也顾不得拐杖了,我用一条好腿跳出了车,幸亏车都堵着,我只跳了七步,就抓住了这家伙。我敲着窗子喊,“你撞到我的车了!”

这司机抬头看我,一脸诧异:一个一条腿的外国人,气急败坏地单腿跳过来,大拍他的车窗。他从车里出来,道歉说没意识到撞了我们。我们一起检查了捷达,左后轮上方有一个新开的凹痕。“我给你一百块”,他说,一百块大概是十三美元的样子。

在中国,小事故大家一般都私了,当场现金解决。这个程序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小孩子在玩,玩法就是用自行车互撞,嘴里嚷着,“赔钱!赔钱!”

莱斯利打电话给租车公司,听到我们又出了事故,老刘一点都不意外,他的指示很简单,“要两百”。

“两百太多了,”那个司机说,“这也太小了。”

“又不是我们说的。”

“那行,那我们找警察。”他说,但很明显他不想找警察。这时一群旁观者已经围拢过来,因为我们停在一条积雪的大马路中央。在事故现场,与其说这些人是旁观者,还不如说是陪审团,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检查了凹痕,然后站起来宣布,“一百够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莱斯利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会开车。”

这话可能是说到点子上了,因为这位妇女再没吭声。但是那位司机仍然拒付两百块。“要不一百五算了?”莱斯利用英语问我。老子说的好,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拄拐于雪地者,不能久也,欲讨破捷达之小伤必不可得。后来莱斯利还车的时候,奉上一百五十元。老刘注意到另一个灯罩也碎了,一定是她撞在砖墙上的时候搞的。“这次又撞上什么了,”他乐呵呵地问。上次撞上狗,同样一个灯罩要十二美元,这次他只要三美元,多半是因为我们在雍和宫讨价还价干得不错。

 

七.

第四次事故完全是我的责任。那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我最后一辆捷达—我就要飞檀香山,单程。我还车时,路上严重塞车,四处哀号的喇叭声—这是说,“让我出去!”我前面的一个计程车司机瞥见一个空档,于是溜了过去,我跟着他溜。他及时刹车了,我没有。

我们下了车,我瞧了一眼,伤势不小,两边都撞出了坑。“一百,”我开价。

“开玩笑!”那人喊了,“这至少是两百!”

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在中国十年,开了六年车,听了比巴别塔还多的噪音—“让我出去”。那人还在喋喋不休说保险杠撞了多难修之类的话,我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一百”,我坚持道。

人群聚拢来,这出租司机的开始向陪审团诉苦—这伤不轻,他干活很累,修理费时,等等。一位小老太太走上前,碰了碰他的胳膊,轻声说,“把钱收了吧,”他低下头瞧着她—她还不到五英尺高—然后就不说话了。我付钱给他时,他一声没吭。

在租车公司的停车场上,老刘用手指探了探凹痕,“没问题。”

“这样吧,我来赔,”我提出。

“算了,你是老顾客了,”他说,于是我们握手。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前台吸着烟,头上还是那块永不变更的标牌:

顾客满意度:90%

工作效率:97%

文明服务用语:98%

服务态度: 99%